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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阳人性格和河南人不同?

信阳,属于河南省唯一一个南方城市。与省会郑州距离较远,信阳也是河南省人口大市。全国十大宜居城市里,河南省唯一一个上榜的城市。

北国江南,江南北国,信阳有丰富的水***。信阳作为河南,安徽,湖北交界处,中原文化,楚文化,吴越文化,在信阳表现得淋漓尽致。信阳受到楚文化熏陶时间最长,河南大部分城市都是以面食为主,只有信阳以米饭为主食。弄啥嘞,得劲,乖乖!这样的河南话基本上每个人都会说几句,只有信阳人不会说。信阳方言与河南方言相差过大,正所谓,十里不同音,在信阳更是如此。信阳北部说的方言接近于河南话,西部靠近湖北,说的发言接近于湖北话。信阳如此多的方言,倒也让信阳多了些与众不同之处。

信阳的气质与河南大部分城市格格不入,但这也丝毫不能影响信阳是河南的一份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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姜维在诸葛亮死后成为了蜀汉最后支柱吗?

诸葛亮死后,后主刘禅尊诸葛亮遗言,封蒋琬为丞相,大将军,录尚书事,诸葛亮死后,继任诸葛亮位置的是蒋琬,才是军政一把手。封姜维辅国将军,平襄候。姜维职责是守汉中,算是地方最高长官,还没有进入中央。

姜维在汉中驻守,对魏国也算是起到威慑作用,但也算不上是支柱,姜维九次北伐,也是执行的中央决定,但是九次北伐都无功而返。

蒋琬死后,接替蒋琬的是费祎和董允。再后来宦官黄皓弄权,姜维害怕无故牵连自己,姜维还有过辞管回家种地的日子,再后来邓艾秦岭出奇兵,刘禅派诸葛亮的儿子诸葛瞻抵御邓艾,诸葛瞻战死,之后姜维死守剑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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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是雨夜构想我来回答这个问题。

说姜维在诸葛亮死后成为了蜀汉最后的支柱,这种说法只出自演义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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真实情况是,诸葛亮死后把军政大权交给了蒋宛。但是蒋宛并没有树立起继承武侯遗志的大旗,他的主导政策就是休养生息。毕竟他要做的主要工作是延续蜀汉***的工作而不是要进攻曹魏***,他的选择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是正确的。

而姜维则是一个主战派,他借口继承武侯遗志不断的发动对曹魏的战争,其实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效果,白白的耗费着钱粮,损耗着蜀汉的精壮百姓,使蜀汉在三国后期人口数量不断减少。姜维的表现从某种程度来讲已经到了穷兵黩武的程度。也是他的这种做法,导致后主刘禅对他非常不满,蒋宛等人也开始孤立姜维。

这样的相互不合作,使姜维在以后对曹魏用兵的时候无兵可用,他竟然连接羌人一起攻击曹魏,虽然同样没有成功,可是却给了羌人了解中原的机会,为了以后的五胡乱华种下了祸根。曹操在世之时北方少数民族从没有敢觊觎中原的野心,直到姜维给了他们机会。最后的姜维实在没有办法攻破曹魏的防线,在蜀汉朝中还备受排挤,无可奈何才去了远离政治中心的地方去屯田避祸。已致邓艾偷渡阴平,攻陷成都蜀汉举国投降,姜维都毫不知情。

综上所述可以证明姜维在诸葛亮死后成为了蜀汉的支柱是错误的。他只是借着武侯遗志的口号穷兵黩武而已。

诸葛亮死后几十年,蜀国就靠姜维撑着,姜维一心想继承诸葛亮的遗志,坚持北伐,统一全国,无奈几次北伐都没有成功,蜀国在诸葛亮时代就已经弄的国库空虚,他觉得只有北伐成功,蜀国才能生存,到后期苦苦支撑,但姜维也是一位军事,政治家,但司马懿也厉害,最后失败了。

诸葛亮死后,蜀汉还有四位支柱,他们是蒋琬,费祎,姜维和董允。

首先我们来说蒋琬。蒋琬,字公琰,蜀山社稷之才。诸葛亮在世时就曾给后主刘禅上书一封,大致内容是说如果那天我去世了,蜀国的事务可以交给蒋琬,这足以证明蒋琬的能力。

费祎,字文伟。蒋琬去世后,费祎执掌了蜀国的大权。早些年,费祎出使吴国的时候,遭到吴国群臣唇枪舌剑的攻击,费祎不卑不亢,始终没有屈服,得到了孙权的赞赏。费祎也算是雅性谦素,当国功名。

姜维,字伯约。在诸葛亮死后,蒋琬、费祎先后执掌大权,不过严格地说来,他们都是文官,相当于运筹帷幄的统帅,而真正继承诸葛亮遗志,浴血奋战于北伐第一线的,还得是姜维。而且姜维也算是诸葛亮的学生,继承者。

董允,字休昭。诸葛亮在进行第一次北伐前,很担心蜀汉后主刘禅年纪太轻,不辨是非,容易受人欺骗,就让为人正直、是非分明的董允负责处理皇宫内部事宜。由此可见,董允的人品是非常可信的。

所以说,在诸葛亮去世后,蜀国蒋琬,费祎,姜维和董允四人支撑了蜀汉很长一段时间,并不是只有姜维一人。

诸葛亮死后,蜀国有四相辅佐国政。他们谁都没有利用“武侯遗志”这面大旗,而是放弃诸葛亮对外战争的国策,开始休养生息。

诸葛亮的北伐和蒋琬费祎的收缩,不能简单的说谁对谁错,但蜀国90多万人口,对抗魏国430万是不争的事实。也许从这个角度说,休养生息,尽可能多延长蜀国的国祚才是最重要的。

但是姜维不这么想,他高举武侯的大旗,用北伐来获取政治利益。253年,费祎离奇的去世,费祎的死姜维是既得利益者,使他如同脱缰野马一般。

从253年姜维获得兵权,到262年,9年时间姜维一共进行了十一次北伐。这些战争负多胜少,可以说是穷兵黩武。但是姜维却真的从这之中获得了巨大的政治声望。其实直到现在,在大多数人的印象里,提起姜维,想到的就是一个孤独斗士向命运抗争的形象。

北伐在蜀国是国家政策方面上的大事,要北伐,就必须倾全国之力。姜维掌握了北伐的话语权,就掌握了蜀国全国的***调配,这也正是他始终倾心于继续战争的原因。然而,一次次的北伐,带给蜀国的则是灾难性的结果。蜀国鼎盛时期人口才90多万,经过长年战争,姑且还算是维持在90万上下,要养活大约10余万的常备兵力,相当于10个老百姓养1个兵,这样的比例是非常夸张的。连年的战争,终于让蜀国不能忍了。在262年,姜维感受到了来自朝廷的巨大压力,他的北伐,伤害了朝廷上所有人的利益,他的政敌们,黄皓、诸葛瞻(诸葛亮的儿子),准备用阎宇换掉姜维,改变这近10年来的对外政策,重新恢复蒋琬、费祎他们的休养生息。在这种情况下,262年冬,姜维不敢回汉中驻地,更不敢回成都去和黄皓他们见面,他知道,一旦军队回到驻地,等待他的可能就是就地解除职务。于是他把部队拉到了沓中,在此“避祸屯田”。从这个角度说,姜维的北伐,其实是加快了蜀国的灭亡,更不要说在263年发生的更加离奇的钟会伐蜀战争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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